主题：集体土地流转踩着红线跳舞 若突破须修改现行法规

2013年10月9日，安徽万湖村，收割机正在收玉米。2010年，村民李志虎从本村281户村民手里流转土地2053亩，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，开始土里刨金

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，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，全面推进改革挑战重重。土地、户籍、收入分配、财税制度、金融体制、行政审批、社会体制、司法体制、纪检体制、环境治理、文化体制，一连串的难题期待破解。新一轮改革“闯关”，重点和难点在哪里？又面临怎样的抉择？有哪些可能实现的路径？各地展开的各项试点有哪些经验可资借鉴？我们用12个篇章来探求。

“383”改革方案提出，建立两种土地所有制权力平等、市场统一、增值收益公平共享的土地制度；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，建立统一土地市场下的地价体系。

在城镇化进程中，土地成为稀缺要素，社会各界对土地改革颇为瞩目，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。

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第63条规定，“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、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”。

但在珠三角、长三角等沿海城市，从最开始三来一补加工企业落地，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，都存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隐性市场。

在这个隐性市场中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流转是踩着国家法律“红线”进行，包括各地屡禁不止的“小产权”房。

浙江国土部门一内部人士指出，宅基地流转机制缺失，没有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机制，不但存在大量的隐性流转，也导致大量空心村出现。

事实上，从2001年开始，国土部曾先后在安徽、广东等地试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。此外，还曾在多个省市试点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”，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，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增补挂钩。

这也是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一个灵活模式。但在“土地财政”的驱使下，有地方利用这个制度，大规模开展“农民上楼”运动，损害了部分农民利益。